書寫母親和草原，《臍帶》的題材似乎天然就會讓人產生一種共鳴，而“臍帶”的隱喻性——養育、成長、反哺、生死等意義通過“繩子”在母親和兒子之間雙向聯通，乃至最后割斷，讓這種共鳴呈現得更具新鮮感，但又不刻意。

電影里，原本在北京做獨立音樂人的兒子回到內蒙古，把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母親接回到草原上的老房子里共同生活，為了防止母親可能意外走失，兒子用一根長長的繩子系在自己和母親的腰間，像一根特殊的“臍帶”一樣聯系著彼此。母親已經不認識自己的兒子了，但時常像一個“女兒”一樣懷念自己的父親。在母親的幻想中，死亡像“歸家”一樣來召喚著她，而現實里，兒子終有割斷“臍帶”送別母親的一天。

《臍帶》在具有獨特性的地域、空間、語言乃至文化的環境中進行普遍性主題呈現，在敘事和影像表達上又具有很強的作者性。或者說，《臍帶》是一部兼具創新探索和作者表達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它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又具有超越民族和語言的普遍意義和感染力。

可以說，這是一首向死而生的挽歌。臍帶般的繩子連著母子，連著養育與反哺，也連著生死。臍帶的雙向性，通過母子二人的視點被表現出來。在兒子的視點下，母親雖已不認識自己，有時還會有“老小孩”的表現，但這些都掩蓋不住她身上的母性光輝。不僅僅在兒子關于過往的記憶里，即便在當下的現實里，從狹窄逼仄的城市樓房回到草原之后，換上民族服裝的母親，在日常生活中的行走、歌唱、炊飲、遠足都是閃光的。在母親的視點下，陌生而親切的年輕人陪伴著她，她回憶著自己作為父親的小女兒的過往歲月，她時而對這個年輕人產生依戀，執著于像回家一般的、充滿儀式感的“死亡”。在這對母子的主觀視點之外，客觀視點呈現了人與草原的關系，這種呈現在真實與幻想、確定與不確定之間形成了既寫實又詩意的聯系與過渡。

在《臍帶》中，死亡并不是一件突然到來或只有痛苦的事，觀眾和電影中的兒子一樣，可以預期與母親的離別。如果說，真實而有形的臍帶給予了生命以營養，剪斷它意味著自然形態的獨立生命開始了；象征而有形的繩子“臍帶”勾勒出生命的交融形態，看似倒錯的母子關系和生死糾纏呈現了別樣的真實，剪斷它意味著接受生命的規律，雖留戀卻也要坦然面對死亡；隱喻而無形的“臍帶”則存留于個體的人或群體的民族與養育他們的大地草原之間，在生活與信仰之間，這是無法剪斷的深層聯系。

所以，這更是一首動人的生命贊歌。土地和草原的山河之美，民族文化和信仰的人文之美，草原上的食物歌舞、羊群馬匹的生活之美，還有就是母子之間、父女之間和情侶之間的人情之美，在創作者的手中隨著散文詩篇一般的敘事和光影展開，雋永綿長。

空間的選擇與建構是《臍帶》呈現民族性和獨特美感的基礎。草原上曲折蜿蜒、反射著陽光的河流，湖畔的草地小屋，行程中疾馳的摩托車和停下來時住進的帳篷，這些元素經過攝像機的構圖、調度、捕捉，首先在“風景”層面就有一種令人贊嘆的吸引力。其次，這種吸引力還是情境式的，在一些諸如私人草地里摩托車與無人機的對峙、母子二人共同解救小羊羔等段落里，光影、景別、攝影機的運動和演員的表演很好地結合為一體，由視聽入心里，觸發觀眾的情感。再者，聲音的元素，在故事層面和敘事層面都有明顯的作用：兒子給他喜歡的姑娘展示錄下的聲音、在聚會上演奏馬頭琴；母親的呼喊、歌唱與呢喃；而草原上的風聲、火堆燃燒的聲音，包括傳統音樂與先鋒的融合，長調、馬頭琴與電子樂嫁接的電影配樂，這些都令人記憶深刻。

贊歌為誰唱起？為大地，更為人類自身。現實的限制和不完美，并不只會停留在對痛苦和貧瘠的抱怨中，只要有愛的種子，它們就會在人們心中升騰出一種超越性的力量，這是土地的品質，也是母性乃至人性的力量。表演上巴德瑪老師的出色之處在于：將人物的塑造內化到阿爾茲海默癥病人的行為和語言邏輯里，同時又將民族性的言語神態和個體特征充分展現出來，不求偏執怪誕、卻能做到松弛自然又張力十足。這樣的人物，是電影成功的底色。

《臍帶》是中小成本影片，更是年輕導演喬思雪的處女作，有曹郁和姚晨這樣的成功電影人出任監制，曹郁還親自作為攝影指導，這對這個項目的推動，對這部新電影的誕生有著“臍帶”般的作用。在中國電影界，這種如同“臍帶”一般對于電影新生命的輸血與呵護，如果能更機制化、更多元化，那不斷成長起來的新鮮力量才能更坦然自信地面對剪斷“臍帶”的時刻。

（作者系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