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經三年的精心創作后，中文版話劇《悲慘世界》終于在今年1月19日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作為首批觀眾，“青睞”會員們踏上了前往蘇州的旅程，親臨現場觀賞了這部大劇的預演。這也是“青睞·戲劇文化之旅”2024年的第二站。

　　雨果的《悲慘世界》是部長達120余萬字的鴻篇巨制，如何將其改編成一部話劇，無疑是一項艱巨的挑戰，也難怪大家在看劇之前都是一副好奇的態度，內心充滿未知，結果卻是被驚喜擊中。

　　作為《悲慘世界》的首部中文版話劇，央華版的《悲慘世界》無疑達到了“開年大戲”的高標準，為央華2024年的演出季贏得了亮眼的“開門紅”。整部劇加上中場休息的20分鐘，總時長達到了210分鐘。晚上7點半的演出，結束時已是深夜11點。被劇情感動的“青睞”會員們，在與主創人員的演后談中又度過了一個小時，直至午夜12點才離開劇院。盡管身體疲憊，但大腦卻保持著興奮，精神更是得到了極大的滿足。這次觀劇的“青睞”會員中，有兩位中學生并未讀過原著，但他們在觀劇時都被深深吸引，其中一位甚至第二天專門前往書店購買了《悲慘世界》的原著小說。

　　而這個結果，或許也是舉辦“青睞·戲劇文化之旅”的意義之所在。

　　120余萬字的原著小說被寫成4萬字的劇本米里哀主教的那句話是話劇的主要路徑

　　《悲慘世界》被譽為“人類苦難的百科全書，人性向善的精神史詩”，巨大的篇幅涵蓋了拿破侖戰爭和之后十幾年的歷史，塑造了冉·阿讓、米里哀主教、芳汀、沙威、珂賽特、愛波妮等近百位人物形象。《悲慘世界》迄今已被譯成17種語言，美國、英國、日本、西班牙等國均有電影翻拍版本。《悲慘世界》音樂劇也曾在35個國家用21種語言進行過演出。

　　擔任中文版話劇《悲慘世界》導演的是法國國立人民劇院院長、被譽為當今法國“戲劇之王”的讓·貝洛里尼，他與老搭檔、他的藝術合作者馬修·科布倫茨一起將原文120余萬字的小說，寫成了4萬字的話劇劇本。

　　馬修·科布倫茨與中方導演張瑞，演員羅永娟、李其炫參加了演后談。談及劇本創作，張瑞介紹，最開始他們選過很多不同版本的劇本，“包括雨果兒子夏爾·雨果的一個純對話式的劇本，還翻譯過一個英文版劇本，但認為都不太適合。最終決定讓·貝洛里尼和馬修來做現在這樣一個形式的劇本，這是他們的原創劇本。去年7月第一個階段排練的時候，他們拿出了劇本初稿，我們用了三周的時間做讀本工作坊研究。”

　　馬修·科布倫茨表示，有一句法語諺語說，每一只蜜蜂都會在花叢中找到自己的花蜜，“所以就像《悲慘世界》原著小說一樣，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花蜜。我們對這部作品進行了大量的刪減，才能夠達到最后3個多小時的話劇呈現。我們努力在這個高山之中，尋找其中最閃耀的鉆石。希望對大家來說，沒有覺得話劇有點干、有點短。”

　　三個多小時的戲劇演出要呈現原著精髓，既不破壞讀者對于原著的印象，又要在演員和觀眾之間培養一場真誠、夢幻而又具體的對話，并保持作品的敘事密度、復雜性和強度，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原著小說花蜜太多，如何采到最為香甜的花蜜？120余萬字的內容，最終化為4萬字劇本，究竟是如何取舍的？

　　張瑞介紹，在央華戲劇決定做《悲慘世界》，前期和讓·貝洛里尼導演溝通的階段，雙方就確定了有一點一定要在話劇里保留，“就是冉·阿讓出獄后的人生軌跡離不開米里哀主教，米里哀主教給他燭臺時說‘先生您不要忘記了，您答應過我的，要用這筆錢變成一個誠實的人。’”

　　馬修表示，這也是他和讓·貝洛里尼導演認可的，《悲慘世界》呈現的是重塑自我的意志、選擇未來道路的力量，有勇氣向被拒之門外的人伸出援助的手，它不局限于一個世紀或時代。“這個故事最好的總結無疑是雨果的原詞：‘有一個比大海還浩瀚的戲劇，那就是天空。有一個比天空還遼闊的戲劇，那就是靈魂深處。’我們要在舞臺上展現的，正是這遼闊的靈魂深處。故事的主角是冉·阿讓，他在經歷過苦難的深淵后看到了人生的第二次機會。他與善良相遇，從邪惡中得到救贖。冉·阿讓的形象代表著人生的第二次機會、救贖和蛻變。膽小鬼也能成為天使。”

　　因為米里哀主教，冉·阿讓被重塑，馬修認為，米里哀主教的那句話就是話劇第一幕的一個主要路徑，第一卷的故事就是從米里哀主教開始，到冉·阿讓去救珂賽特，達到他的救贖。第二卷則講述十年以后，“這其中肯定有很多東西被我們舍掉了，但是，關于革命的、激情的、愛情的、青春的，我們還要有所保留。我們也跟央華的團隊討論過，認為還是要保持happy-ending（圓滿結局），所以有了珂賽特和馬呂斯的婚禮，以冉·阿讓的去世作為整部話劇的結尾。”

　　原本馬呂斯說的一段敘述性臺詞在演出三天前換成了由冉·阿讓說

　　《悲慘世界》是導演讓·貝洛里尼孩童時期讀的第一本名著，一直伴隨他到現在，他認為雨果是一座高大的燈塔，“我們可以從這個燈塔看到世界的美好。通過這部作品，每個人能從內心深處挖掘人性善良的一面，或者相反，人性丑惡的一面。這個劇本的主角實際上就是這本書。我們的排練過程，可能會是一個迷失的過程，但是一旦迷失了，我們就趕快再回到這本書里，回到作品里。”

　　馬修表示，他和讓·貝洛里尼導演在一番考慮后決定保留其中的整段敘述和對白，同時保存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直接對話關系。因此在話劇《悲慘世界》中，他們沒有重新構建人物對話，而是將原著中不同片段構建拼接，“所有的臺詞都是雨果的原詞。”

　　除了角色臺詞，還會有很多完全來自原著小說的講述性臺詞。演員除了要飾演角色外，還要擔任“講述者”，為觀眾講解《悲慘世界》這部小說。導演這樣做的目的是哪怕觀眾在進入劇院前不了解原著和兩三百年前的歐洲歷史，也能看懂話劇，“不只是大人能看懂，孩子也能看懂。”

　　張瑞透露，劇本中很多敘述性的臺詞，其實沒有指定一定要由哪個角色來說，“原本排練時，馬呂斯有句臺詞是說‘如果只見過男人的悲慘，還什么都沒見過呢，還應該見見女人的悲慘；如果只見過女人的悲慘，還什么都沒見過呢，應該看看孩子的悲慘。’但是，我們在排練的第二階段，也就是去年12月底的時候，發現這段臺詞可能由劉燁老師扮演的冉·阿讓來說更合適。在進行了十天的合成和彩排之后，發現確實是這樣。所以，我們在演出三天前，把這段臺詞給了劉燁，這樣讓整部劇的觀感更流暢，整個演出結構也更合理。”

　　談及《悲慘世界》的臺詞，參加演后談的幾人都表示，讓自己喜愛的臺詞太多了，如果每人列舉一句的話，扮演流浪男孩小加弗洛什的演員羅永娟選擇的是：“巴黎有一個孩子，森林有一只鳥，鳥兒叫麻雀，孩子叫小淘氣。”她透露自己每念起這句臺詞時就感動得想哭，“我給小加弗洛什寫了一封信，說很高興認識他，并且能夠成為他。實際上，我跟他年齡相差太多了。但是，我相信我的內心也住著一只小鳥，也有童真。我很感動，因為扮演他，讓我找到了我內心的那束光，那束光就是勇敢、無畏和自由。” 扮演貢博非的李其炫說最感動他的臺詞是冉·阿讓在最后對著天空說那個送他銀器的人對他的所作所為還滿意嗎？“這一段我覺得特別感動。”

　　馬修則列舉了兩句臺詞：“有的時候失去讓我們認識到愛的存在”和“我們要在做好事面前后退嗎”。

　　讓·貝洛里尼除了是編劇、導演，還擔任了燈光設計

　　此次參與《悲慘世界》的演員，既有話劇行業的，也有來自昆曲、相聲、蘇州評彈等藝術行業的。讓·貝洛里尼說，他每天都在從演員身上獲取不同的能量，同時也“追求演員本人和角色的融合”。

　　劉燁、張可盈、李菁等演員在舞臺上的表現頗受好評，“青睞”會員們紛紛表示被“圈粉”，而整部劇的舞臺、音樂、燈光等，也成為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本劇的舞美設計、服裝設計、音樂與燈光團隊均由法國藝術家擔綱。讓·貝洛里尼除了是編劇、導演，還擔任了燈光設計，經他調出的燈光神秘而莊嚴，讓人驚嘆。

　　至于被大家稱贊的音樂，馬修表示，音樂對他們來說，就像人的脊柱一樣，是重要的存在。“音樂在話語之中，話語也在音樂之中，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連接。所以，一直讓音樂家、樂手們在現場陪伴著演員，這是一種把靈魂內在的東西向外釋放出的很重要的過程。這也是一種節奏的關聯，還是一種和諧的關聯。我們有鼓、手風琴、鋼琴，這次有使用一些之前錄制好的音樂，也有現場音樂。現場音樂跟演員有同呼吸的感覺，就像我們的手風琴樂手，他看到劉燁坐下來，他會停下來。如果是放音樂錄音，那就是演員去找錄音了。”

　　馬修非常欽佩讓·貝洛里尼的全能，認為他讓這部戲別具魅力，“他本身也是一個作曲家和指揮家，作為《悲慘世界》導演，他將這些完美地融為一體，他其實也是一個畫家，因為他還自己做燈光。” 音樂總監塞巴斯蒂安·特維也曾透露他們的創作首先從音樂開始，“音樂與演員的聲音、舞臺的燈光形成了一個整體。”而在創排的過程中，導演經常以即興鋼琴演奏的方式為演員“說戲”，從而更好地進入角色。

　　戲劇是活的文學，給觀眾以想象的自由，與演員一起完成戲劇的演出

　　張瑞說自己做戲有十多年，參與了很多部大戲的創作和制作，2023年7月10日這個日期對他來說非常重要，“近幾年，可能跟自己的經歷、身邊環境發生的變故有關，劇場生態、演出生態和大家的觀劇習慣都有了變化，我自己覺得對現在的戲劇環境沒有太大信心。但是當7月10日我們第一天進入《悲慘世界》排練的時候，讓·貝洛里尼說了一句話，讓我重新撿起了一把和觀眾連接的鑰匙，打開了和大家連接的門鎖。他說，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戲劇，但當觀眾的想象力和演員的想象力在劇場上空匯聚的時候，可能戲劇就產生了。”

　　張瑞說這句話對他影響非常大，“觀眾的反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們是跟觀眾一起創作這部戲，演員在臺上是否能夠引領觀眾，讓觀眾產生畫面，產生想象力，跟演員的表演有關系，跟演員的想象力有關系，跟我們整個舞臺的呈現方式、舞臺上所有元素的行動性都有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和觀眾一起，走向戲劇的一個新的空間可能性。”

　　馬修也認為，戲劇不是完全在舞臺上，或者是在一個房間，在一個廳中，它其實是演員的瘋狂和觀眾的想象力相遇的過程，它是大家共同創造的，“這是戲劇的存在。”

　　在讓·貝洛里尼和馬修看來，戲劇是活的文學，必須給予觀眾極大的自由，即想象的自由。“戲劇就是一種識別和認知的體驗。演員的表演仿佛是在回憶那些浮現到他們記憶中的幽靈，而觀眾則從這些幽靈中看到了自己的靈魂。對我們來說，戲劇就作用于這種雙重的癡迷。演員交流表達的真摯、臺詞的準確性、對回憶激活的畫面感，是指導我們舞臺工作的三大支柱。我們在未知中不斷摸索，探尋能夠融合詩人言詞、導演構思、演員想象和觀眾心靈的戲劇演出。”

　　張瑞說自己從2014年開始，和很多外國導演合作過，讓和馬修是唯一一組會聽中國演員臺詞的外國導演，“他們一開始就會說‘你在說什么，我聽不懂，你要跟我說’，他們真的聽得懂，因為他們能感覺到演員眼神里有沒有那個畫面，是不是在跟觀眾講。我們在排練的過程當中其實是有意的，就是讓演員不要演，這有些像一個悖論。我們一方面想看到演員在臺上的真實感受，但是我們另一方面又不想看到演員造假的人物形象。我們想讓大家在觀劇的過程當中，能夠找到一種類似于閱讀的快感。”

　　是演員走進角色嗎？還是讓角色自然而然地落到演員身上？讓和馬修認為沒有一定之規，也沒有特定的方法。“我們只知道，有兩個相對獨立的存在：演員和角色。兩個實體。演員有他自身的性格特點，他必須帶著他自己的特點、過去和經歷去表演。他需要把作品的書面語言和角色與他自身的特殊經歷進行糅合，同時連帶當今世界的氣息。”

　　在他們看來，劇場的魅力，就是每一場的觀眾和演員都是在當下，一起來呼吸來完成這個事情。“我們要告訴觀眾這個故事是什么，我們的每一句臺詞的背后是什么，我們要講的東西是什么，這個是我們一直在追尋的一個東西。”

　　不僅看到悲慘，也能看到希望，告訴人們如何為善

　　讓·貝洛里尼和馬修認為，《悲慘世界》讓我們看到人類靈魂的至惡，也向我們展示了人類靈魂的至善。這也是他們將這部作品搬上舞臺的意義，“它是屬于歷史，但是它也是屬于現在的。”藝術總監王可然表示，此次制作的《悲慘世界》是國內第一部中文版的《悲慘世界》話劇，觀眾可以拋掉語言壁壘，更好地感受故事中蘊含的精神力量。“希望《悲慘世界》能像水一樣浸潤在觀眾心里，成為一部真正的藝術品，告訴人們如何為善。”

　　讓·貝洛里尼在排練第一天時就說：“對我來說，書里最美的、最好的人物形象是米里哀主教。米里哀主教相信人類的善，我們在一起做戲劇的時候，我們就是相信人類的善。”

　　馬修表示，小說《悲慘世界》最打動他的是，雨果對于人類進步的美好希望，“小說中的所有人，冉·阿讓也好，芳汀也好，甚至兇狠的客棧老板德納第夫婦，他們其實都是社會底層，生活都不容易，雨果在刻畫他們的善與惡時，仍對人類抱有美好愿望。雨果在給我們描述這些人物的時候，并沒有用向上或向下的視角。他采取的是平視的視角，眾生平等。”

　　馬修希望觀眾在看《悲慘世界》時不僅看到悲慘，也能看到希望，“我們當下也一樣，在經歷過不好的人生經歷后，我希望我們對生活仍充滿希望，我們希望觀眾在看過這個戲，走出去的時候，更珍惜當下的生活。他們和愛人、和家人、和親人、和朋友更加相愛。這是我們創作話劇《悲慘世界》的一個目的。”

　　正如同《悲慘世界》的演出海報，“悲慘世界”字體源自弘一法師筆法，其中的“悲”字，更是出于“悲欣交集”，雨果寫于1862年的《悲慘世界》仿佛就順著這幾個漢字，落在了中國的大地上，時空相隔遙遠，但卻是人人都能懂得的苦難、掙扎與救贖。這也是戲劇的魅力，它是遼遠的，不受影像約束，是一個開關，幫你打開心靈，超越塵世，也更加理解塵世。

　　蘇州預演之后，《悲慘世界》1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開啟了首演，該劇還入選了“2024中法精品人文交流活動”名單，并成為“中法文化旅游年和中法建交60年”項目，將去法國演出，希望它能在法國覓得知音，呈現一部屬于中國的、屬于世界的話劇《悲慘世界》。

　　文/本報記者 張嘉 攝影/王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