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啟哲

　　賀歲檔，喜劇從來都是剛需。跨年期間，有馮小剛這樣的“老炮”攜成熟IP《非誠勿擾3》重出江湖，也有“青壯”董潤年帶著一批各平臺喜劇新秀以《年會不能停！》勇闖山門。甚至，在這一次的正面較量中，《年會不能停！》無論在口碑還是票房上，都形成“后浪”之勢，在國產喜劇片這個賽道難得跑進了八分，也是五年來同類型的最好成績。

　　與其說《年會不能停！》是“青壯”為低迷許久的國產喜劇吹來一股勁風，倒不如視作對國產喜劇創作重新接上地氣的“回歸”。這兩年，國產喜劇原創力不足，寧浩團隊、開心麻花等標桿品牌久未貢獻驚喜新作，而市面上的院線喜劇不是習慣于翻拍海外現成喜劇，就是全憑幾張喜劇熟臉的個人表現勉力支撐。在這樣的背景下，《年會不能停！》只是回歸喜劇創作本質。那便是不再粗糙羅織流行語拼湊碎片化網絡段子，不再扮丑裝傻賣弄廉價招笑技巧，而是回到現實生活，踏實尋找當下人能夠與之共振共情的熱點、痛點、燃點與笑點，依靠扎實編劇技法，給予真誠關切。

　　捕捉現實生活里的荒誕景觀

　　過去一段時間里，國產喜劇電影熱衷打造“奇觀”，這簡直成了一條打造喜劇的捷徑。《西虹市首富》里王多魚“一個月花光十億資金”才能繼承巨額遺產；寧浩的“瘋狂系列”拉來外星人，在《瘋狂的外星人》里嘗試瓦解毀滅地球的陰謀；再后來，《獨行月球》里的沈騰馬麗“上了天”；《超能一家人》干脆無腦堆砌超能力……劇情全憑想象推進，笑點僅剩無聊惡搞，腦洞是越來越大，可評分卻越來越低。走進電影院的觀眾笑是笑了，可常常是笑完過后，罵罵咧咧走出電影院——什么時候，我們對于喜劇電影的標準，僅僅剩下了“好笑”？

　　《年會不能停！》的出現，一定程度上糾偏了這種創作趨勢——喜劇不是非要“造夢”才有“笑果”。在日復一日的現實生活里，找尋那些不被注意、甚至被習以為常的荒誕景觀與離奇瞬間，更能出孕育冶艷“笑花”。董潤年曾表示，影片的靈感來源于一次真實的年會歌曲改編事件。2019年，某上市公司年會上改編版《沙漠駱駝》登上熱搜。“干活的累死累活，有成果那又如何，到頭來干不過寫PPT的”“一個問題需要答案，董事長問總裁而總裁問校長，校長問總監總監問經理，經理問主管主管問專員，專員還要問兼職”，對于部分民企職場的犀利吐槽，引發不少網友共鳴。

　　但董潤年構架的年會故事，沒有止步于“年會”，而是將其嵌套在一個喜劇的經典技巧框架——“反配”之中。大鵬飾演的工廠鉗工胡建林，錯調到了總公司成為HR。影片的前半段，是反配直觀呈現的“劉姥姥進大觀園”喜劇效果。繁冗的層級架構、無意義的職場黑話、溜須拍馬的職場文化，這些影片中格子間白領的日常，都借由胡建林這個“闖入者”，充分暴露其荒誕之處。而影片中段，隨著“錯調”逐步變成所有人的“心照不宣”與“將錯就錯”，更深一層的企業積弊與利益勾兌逐步揭開。而后半段，“錯調”又成為追尋“大裁員”始作俑者的線索。作為現實“鏡像”、也是影片高潮出現的年會表演段落，疊加了對職場黑幕的揭露，令整個故事來到“笑點”與“淚點”的最高潮。不斷變換flow的Rap、鬼畜視頻剪輯齊齊上陣，用流行元素把喜劇效果拉滿的同時，也用較之改編版《沙漠駱駝》更具感染力與批判性的歌詞，把煽情推向極致，讓觀眾席笑與淚齊飛——“你是不是像我在裁員中忐忑，守著崗位加班加點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每天背鍋，也放不下五險一金的枷鎖……”

　　可以說，從網絡神曲《沙漠駱駝》被置換成那首鼓舞幾代人的《我的未來不是夢》，《年會不能停！》迎來了近些年國產喜劇的“高光時刻”。

　　“逆襲爽文”與“轉型之問”

　　當然，《年會不能停！》不是沒有短板。在鉗工胡建林“逆襲爽文”這條明線之外，對于民企轉型的暗線書寫，似乎超出了主創的駕馭能力。而這，也是其邁向更高階喜劇所差的那一口氣。

　　這部輕松喜劇以年會為切口，映見的實際上是企業在不同時代迎來“轉型十字路口”，應當何去何從的深沉命題。影片將1988年轉制前國營工廠“寒酸但溫馨”的年會，與2018年降本增效中大廠“盛大卻浮夸”的年會形成對照，時間跨度30年，顯然是藏有敘事野心的。

　　如果說胡建林這個昔日鉗工、今日高管是影片中這家民企發展史的一線見證者，那么歐陽奮強飾演的胡董事長、昔日的胡廠長，則是管理層的親歷者。影片里，有胡建林等基層員工扳倒以徐總為代表的部分管理層的“爽文”，其實更深層次，也在展現老胡董與徐總所代表的兩代企業家，面對轉型困境的方法論“角力”。年邁的董事長念舊情，秉持人心不散企業不倒；新一代管理者重效率，面對危機首先選擇降低人力成本。觀念差異下，是功績社會“人”在工作中不斷被“工具化”的退行。其在影片中，直接表現為——錯調的工廠流水線工人，反成了有獨立思考、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人；格子間里的白領精英，反倒成了賽博世界里的數據泡沫。年會歌詞也已經呼之欲出——“公司是一臺機器，沒有人性，只有目的地。我們不是螺絲釘，我們是人！”

　　然而這種情緒宣泄，又似乎止步于宣泄。電影中有一段，胡建林被安排為管理層講課。這批管理層集體投票指名胡建林講課，原本是想看他出丑，順便探探他的來路。可胡建林不按常理出牌，帶著他們回到廠房“舒適區”，上了一堂做錘子的實踐課。習慣PPT里指點江山的當代職場精英，在動手出力的實際勞動中洋相百出。而電影的這一段的收筆，是老胡董“憶苦思甜”，管理層眾星捧月一派祥和，胡建林陰差陽錯被坐實“胡董兒子”，這一系列情節極具諷刺又笑點滿滿。然而，在學會“做錘子”之外，“賽博工具人”如何擺脫資本異化，落后生產力如何擺脫困境，電影里的老胡董顯然無力也無意回應。

　　就這樣，影片被籠罩在一層曖昧朦朧的懷舊氛圍與時代濾鏡之下，主題也就讓位于基層“升級打怪”的逆襲書寫。在董事長“讓員工回來”的大手一揮中，“壞人”出局、“好人”升職的結局，其固然完成了與最大公約數受眾“爽點”“痛點”的高頻共振，但也錯失了走出電影院后那深沉的心靈震顫與長久回味。甚至，一部分觀眾在這種“大團圓童話”里，又咂摸出另一番職場厚黑滋味。畢竟，當暗線所承載的“轉型之問”，無法單以一個“情”字應考，難免又會讓故事主題，繞回到其所批判的不良現象的原點。

　　正如裁員不該是現實中民企“巨無霸”們降本增效的“唯一解”，我們期待，這次留下的未解命題，能夠在日后的國產喜劇創作中，出現“更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