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于里

　　若提起諜戰劇這一概念，很多觀眾想到的是《暗算》《潛伏》《風箏》等經典，它們主要以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歷史階段為故事背景，姑且稱之為傳統諜戰劇。在當下的和平時期，并不意味著反諜工作不存在了，只是當代諜戰劇擁有全新的表現形態。自1983年國家安全部成立以來，以反諜工作為表現對象的影視劇，一般就稱為國安題材劇或當代諜戰劇。

　　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國安題材的當代諜戰劇數量很少。近幾年，隨著國家安全概念的深入人心，當代諜戰劇多了起來，《暴風眼》《風暴舞》《對手》相繼播出。由趙寶剛執導，韓庚、魏大勛、李一桐、周放領銜主演的《特工任務》，也是一部國安題材的反諜劇。

　　與傳統諜戰劇的經典迭出不同，當代諜戰劇至今還未出現有口皆碑的爆款作品。《特工任務》獲得不錯的口碑，但根據中國視聽大數據，其在東方衛視和北京衛視上星播出時收視率低迷，第三方平臺顯示的有效播放數據也比較平淡。當代諜戰劇“不叫座”，原因之一是劇作過于局限在單一的科普功能，要想走向大眾，需要充分挖掘傳統諜戰劇的戲劇魅力。

　　變化：從傳統諜戰到國安題材

　　何謂諜戰劇？學者魏南江在《中國電視劇類型研究》如此定義：“以間諜或特務活動為主要情節或核心事件，表現我黨我軍及愛國人士為建設和鞏固國家政權，打擊國外敵對勢力的破壞和顛覆活動，并以敵我雙方間的斗爭為中心展開敘事的電視劇。”

　　雖然間諜現象全球都有，但鮮有國家像我國這樣，形成具有穩定類型特征的諜戰劇。由于我們近現代史的復雜，新中國成立之前，華夏大地上存在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不僅是國共兩黨，還有以日寇為代表的侵略者。諜戰工作呈現出盤根錯節的形態，比如國共兩黨之間，國民黨與日寇之間，共產黨與日寇之間……這為諜戰劇中的情節設置與人物關系構建創造了很好的條件。2005年的《暗算》一鳴驚人，2009年的《潛伏》以其巨大影響力讓諜戰劇成為最熱門的類型劇之一，一度“熒屏處處抓特務”。之后的《黎明之前》（2010）、《懸崖》（2012）、《偽裝者》（2015）、《風箏》（2017）都堪稱經典。但熱潮之下也有很多粗制濫造之作，讓觀眾感到審美疲勞，使得諜戰劇的熱度有所下滑。

　　國安題材的當代諜戰劇接過傳統諜戰劇的接力棒。誠如《暴風眼》的臺詞所言，“這個世界、這個時代，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延續著沒有硝煙的戰爭”，靜好的歲月底下，始終都有暗流在涌動。

　　這為當代諜戰劇創作提供重要的現實基礎。這幾年來，當代諜戰劇逐漸多了起來。

　　看點：從身份迷局到科幻想象

　　不論是傳統諜戰劇，還是國安題材的當代諜戰劇，它們有著一些共同的戲劇看點。諜戰必然包含臥底、滲透與反滲透、情報竊取與交換、懸疑與兇殺等元素，都帶有強情節、強節奏、重邏輯、重懸念等特點。

　　譬如《特工任務》講述的是，國際情報組織通過一款名叫“特工任務”的游戲，在玩家未知情況下暗中開展間諜活動，津海市國安局與之展開斗爭。其故事背景，與傳統諜戰劇天差地別，但敵人撒詐搗虛、瞞天過海、插圈弄套的伎倆是相似的，我國安人員見招拆招、明察秋毫、出奇制勝的斗爭技巧也一以貫之。

　　另一方面，當代諜戰劇與傳統諜戰劇在看點上，也存在一些鮮明的差別。傳統諜戰劇最核心的看點之一，是身份上的迷局，它常常以我方地下工作者滲透到敵方的情報機構為劇情主線，地下工作者有多個身份。比如《潛伏》中的余則成、《黎明之前》的劉新杰等，表面上隸屬國民黨陣營，真實身份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偽裝者》中的明樓，則有三重身份，表面身份是汪偽政府要員，隱藏身份是軍統特工，而真實身份是共產黨員。身份的多元，讓人物關系復雜化；錯綜復雜的背景，讓人物始終處于險境當中，懸念迭生，極具戲劇張力。

　　類似情節，一般不可能出現在當代諜戰劇中；加上國安工作的保密原則，使得當代諜戰劇必須想象出新的故事情境，創造新的戲劇看點。

　　一些當代諜戰劇采取的策略是，構建一個與現實生活相接近，但又高于現實生活的高科技環境，以軟科幻式的科技博弈來表現間諜工作。比如《暴風眼》《特工任務》都有一些現實生活中還不存在，或者還沒有那么神奇的高科技細節。《暴風眼》中，看似平常的商標貼紙，居然自帶傳感功能，貼在水杯上，就能竊取筆記本里的電腦資料；《特工任務》中，讓對方掃一下植入病毒的二維碼名片，就可以監視他的手機里的信息往來……

　　《特工任務》間諜的滲透工作是通過游戲進行的。劇中，國外的情報組織通過一款VR游戲吸引玩家。發現有利用價值的玩家后，再通過線下任務，一步步誘導玩家不知不覺中完成間諜任務。這款VR游戲已經接近一種科幻想象——它的仿真化、投入感、交互性與破壞力，是當今的游戲還不具備的。

　　這種借助軟科技的做法，有助于與當代年輕觀眾形成連接，亦有可能流失一部分傳統的諜戰劇觀眾。

　　挑戰：走出科普宣傳的單一功能

　　傳統諜戰劇經典不少。但近年來的當代諜戰劇，鮮有爆款——無論是頂流楊冪出演的《暴風眼》，還是大導演趙寶剛加持的《特工任務》皆是如此。癥結何在？

　　其一，當代諜戰劇設置的軟科幻情境下的高科技博弈，與當代觀眾的生活終究是“隔”了一層。它雖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卻也進行了技術上的延展與夸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劇情的可信度，也影響了觀眾的代入感。比如玩游戲的觀眾雖然很多，但《特工任務》中的游戲已然到了“科幻”的程度，觀眾反而察覺到劇情的虛構性。

　　其二，當代諜戰劇的正面主人公只能是國安人員，而不是傳統諜戰劇中的地下工作者，因此不能在身份迷局上做文章。而且，主人公幾乎不會遭遇傳統地下工作者的絕境考驗，也就很難進行人性上的挖掘，不容易給觀眾留下深刻的記憶點。

　　《特工任務》中，魏大勛飾演的黃子誠，一開始只是一個游戲玩家，分別被境外情報機構與國安人員“選中”，在情報組織的脅迫與國安人員的勸導之間，他該如何抉擇？這里本可以有人性掙扎的空間。可惜的是，黃子誠沒有太多猶疑，人物的厚度打了折扣。

　　如今的當代諜戰劇，看來主要在承擔國家安全的科普任務。經由劇集，很多觀眾這才察覺：原來間諜離我們如此之“近”，假如我們缺乏足夠的國家安全意識，在無意間可能就會被間諜利用，泄露危害國家安全的重要信息。譬如《特工任務》中的游戲玩家，一不留神和一念之差，就誤入歧途。

　　這有助于強化“國家安全為人民，國家安全靠人民”的意識。但當代諜戰劇要出圈、要更多走向大眾，就不能局限于單一的科普功能。事實上，2021年備受好評的《對手》就為當代諜戰劇提供了可借鑒的創作思路。它沒有那些高大上的科幻設定，完全將諜戰題材“日常化”：間諜就是隱藏在我們身邊的普通人，過著操心柴米油鹽的生活。這樣的設置，讓間諜故事貼近觀眾生活。并且，《對手》大膽地以反派為核心主人公展開敘事，為人物塑造爭取最大的空間。可以說，《對手》既契合當下的反諜背景，又保留了傳統諜戰劇的戲劇張力。

　　當代間諜劇的創作需求會持續存在。但想誕生類似《潛伏》這樣的經典，應該在承擔科普功能的同時，在“落地”上更多著力，在人物塑造上更大開拓。如此，當代諜戰劇的市場空間才會更加廣闊。（曾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