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文杰　王佳懿

　　近期，隨著《好事成雙》《田耕紀》等劇的熱播，“惡婆婆”形象又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好事成雙》中林雙的婆婆無理取鬧，不論對什么樣的兒媳都是“無差別刁難”；《田耕紀》中的奶奶偏心跋扈、唯利是圖，但言語之中也透露出自己曾經遭受過婆婆的責難。這兩部作品，都是婆婆只做錯事，兒媳永遠正確。

　　盡管劇作帶來了一系列話題討論，但很快有部分網友提出質疑——女性主義題材的作品中，極端地丑化婆婆形象是否也是對女性的不尊重呢？這種制造婆媳沖突的套路顯然已經讓很多觀眾有了“審美疲勞”。

　　“惡婆婆”常有歸因于生活還是編劇

　　在熱播劇《田耕紀》里，從現代穿越到古代的女主人公要對付的是一位面貌丑陋、做事惡毒的奶奶。這位奶奶對三個兒媳婦幾近虐待，特別是對女主人公的媽媽，后者流產，奶奶都要她下地干活，更是拒絕花大錢給兒媳婦看病吃藥。

　　同樣熱播的電視劇《好事成雙》里，作為現代知識女性的女主人公不僅要面對出軌的丈夫，還要面對唯利是圖的婆婆。這位婆婆張嘴閉嘴皆是錢，對兒媳百般刁難，甚至挑唆兒子與兒媳離婚，以便攀高枝。最后，惡有惡報，自己的如意算盤不僅落空，兒子也因為商業腐敗，事業、家庭全毀。

　　這兩部劇中的“惡婆婆”形象借著短視頻在網絡上迅速傳播，更多以往電視劇中的惡婆婆形象被視頻播主翻了出來。這也引起了網友們的好奇，為什么那么多替女人鳴不平的影視劇，婆婆的形象總是“惡”的，難道婆婆不是女人嗎？

　　也有觀眾認為從“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到今天，為什么婆婆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步，難道婆婆沒年輕過嗎？甚至有人戲謔地說當自強自立的時代女性變老以后，是否也會成為“惡婆婆”。

　　“婆婆”千百年來一成不變地作惡，是生活的錯，還是編劇和導演的錯？

　　塑造極端形象是影視劇吸睛手段之一

　　資深影視編劇李般若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惡婆婆”形象的設置有一定的客觀原因，有類似的社會現象，但在影視劇中普遍進行了極端化、集中化處理，這本身是影視劇吸引眼球的一種手段。“首先我們要理解，影視劇里是必須要有反派的，矛盾沖突才多，才惹人看。婆媳關系不和睦是家庭中比較常見的矛盾，但通常家庭劇中兒子、媳婦是男女主角，不能讓觀眾討厭，所以當壞人的職業就只能讓‘惡婆婆’或者蘇大強式的怪老頭來擔任。”

　　在這種戲劇沖突的需求之外，導演和編劇們也發現，這樣的極端化處理能巧妙地吸引到一批固定受眾。知名心理講師、心理培訓師荀炎談道，“這種總有受眾的情況實際上是因為，不論現代家庭關系如何改變，人們總能從中找到情感的宣泄與共鳴，從進化心理學上來講，每個現代人都是拎著手提電腦的原始人。”

　　同時，荀炎也聊到，現代劇中的“惡婆婆”形象和中國古代戲劇中的傳統婆婆形象在本質上其實是有區別的，“最早的中外戲劇作家大都是以男性的視角展開的。比如《孔雀東南飛》中，婆婆只是一個權威的象征，除此之外并沒有賦予她或好或壞的人情屬性，反抗婆婆其實就是一種反權威意識，在男性視角中或許這就是最大的抗爭。在部分現代劇中，人們開始探究、解釋婆婆惡的原因，婆婆將自己的經歷抒發出來，最終達成相互之間的理解，這可能起到了一個宣揚女性力量的作用。”

　　網友提出質疑編劇是否在污化女性

　　如果說《田耕紀》中的“惡婆婆”可以歸咎于舊社會，那么現代劇《好事成雙》中的婆婆形象還能稱之為合理嗎？以“獨立女性”為賣點的熱播劇中，卻塑造了一些完全反面的女性角色，這樣的劇情恐怕并沒有做好“抒發并理解”。

　　資深影評人、劇評人櫻桃認為，這是針對婆媳關系的特殊性而刻意放大矛盾體，“我和一些網友同樣想提出一個質疑，編劇是否在污化女性，塑造一種刻板印象？難道從舊社會進入新社會最難以進化的是女性嗎？無論男女，與人相處就一定會有分歧或者矛盾，想要消除這些需要的是我們具有思考的能力，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李般若認為，這樣的人物塑造肯定是失敗的，“片面的人物現在已經不流行了，不論是現實生活還是在優秀的文藝作品中，一個人是不可能完全好或完全壞，這樣片面的人物是不合理的，是沒辦法再說服觀眾的。這是一個視角問題，也是編劇故意隱藏視角來制造矛盾的方式。到了后期，一般應該打開視角，讓觀眾看到婆婆的難言之隱，然后走向和解。”

　　觀眾想看什么人們不再是單一的審美

　　對于網友們提出的“惡婆婆”質疑，荀炎認為，這是觀眾在進步的必然結果，“人們不再是單一的審美，而變得更加多元，我們現在喜歡看女性力量題材作品，是樂于去看到‘她’作為一個人、一個生命在努力生存，努力活出自己的姿態。現在很多觀眾也厭倦了大女主人設，大家需要更加豐富的人性表達。”

　　那么什么樣的女性形象才是觀眾想看的呢？“現代的女性是具有復雜性的，應該多從人物曾經的經歷和在不同場景環境下的角色身份來填補這個‘惡’的缺口，讓角色更加多面性，她不僅僅是婆婆，可能還是女兒、媽媽，也可能是職場中的某個角色。她更應該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

　　“惡婆婆”的角色讓不同性別的觀眾感到不適，電視劇主創團隊應該開始正視這個問題。這種極端的惡意和矛盾并不利于社會思想的發展，應該重新思考怎樣才能拍出真正的女性力量。

　　櫻桃說，“近幾年，網劇開始追蹤這些家庭倫理特點，原因就是逐漸把關注的焦點放在現實生活，特別是家庭生活中，通過大熒幕對現代社會的生活形態進行展現。電視節目作為一種文藝方式，在娛樂大眾的同時也具有傳達思想意識的責任，我認為想要拍女性力量題材的導演和編劇應該對自己塑造的角色負責，對觀眾負責，應當重新審視自己的社會責任。”（楊文杰　王佳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