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寶昌導演生前最后留影

　　攝影/本報記者 王曉溪

　　“刮了一天的大風，到晚傍晌才慢慢兒地歇了。大概是刮累了，塵土狼煙把路上的人都刮得像土猴兒似的，頭發眉毛上像打了一層黃霜，北京城一到春季天，隔三岔五地就有這么一刮。”

　　“風一停，城南平安路上行起來，路西邊一溜大灰山墻占了大半條街，這是白府的院墻，府門朝南，是京城有名的白家老號 ‘百草廳’的府第。”

　　這是著名導演郭寶昌在16歲時為其小說《大宅門》寫的開篇，而今，這兩段文字終于等來機緣被印成鉛字。小說《大宅門》即將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個中過程令人唏噓。在出版之際，當時還在病中的郭寶昌導演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講述了《大宅門》“一著一生”的故事。

　　采訪結束后，郭寶昌導演與記者相約10月21日再見，這一天，他本來計劃約眾親友聚會，祝賀他新書出版。沒想到天不遂人愿，10月11日，郭寶昌病逝，消息傳來，令人扼腕痛心。

　　16歲寫第一稿被母親燒掉

　　郭寶昌原名李保常，出生在北京一個貧困工人之家，父親凍死于街頭，李保常兩歲時被母親賣掉。幾經轉賣之后，被京城名門樂家樂四老爺收為養子，隨母姓改叫郭寶昌。現實中的“大宅門”是有“國藥第一家”之稱的著名老字號。郭寶昌在大宅門里生活了26年，目睹了樂家的榮辱興衰。60歲時，郭寶昌導演了經典之作《大宅門》，使大宅門的故事家喻戶曉。

　　電視劇《大宅門》的火爆于郭寶昌而言，其實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心底真正的夙愿是完成小說《大宅門》的創作，從16歲開始至今，這個夢想幾乎已成了他的執念。提及幾十年來書稿被毀，郭寶昌說實際上有十多次，特別慘烈的是四次。

　　郭寶昌自幼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作文總是在班里得第一的他，16歲時興起了自己寫小說的念頭，由此開始了他第一次《大宅門》的創作。讓他心痛的是，自己偷偷寫下來、藏在抽屜里的十幾萬字的草稿被母親燒掉了，“那會兒我還沒有寫楊九紅、黃春等女性角色，主要是寫白七爺和李香秀，是這條線，我媽媽為什么把它燒了？就因為這條線是從她做抱狗丫頭寫起，這是她最忌諱的，她不允許我寫這段歷史。我當時和她說這是小說，我媽媽不管這套，燒掉了。我說我的稿哪兒去了？老太太說甭找了，燒了。我那會兒已經寫了十幾萬字，滿滿地放了一大抽屜。”

　　比被母親燒掉書稿更讓郭寶昌心疼的是他還沒了一箱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寫的各種卡片，有很多就是整段故事。那時，整章的情節還沒寫完，我忽然想起一個別的片段，就先趕緊寫下來擱著。這些零散的東西就有十萬字之多。箱子里面還裝著我們老爺子的扇子，他的鼻煙壺，他跟朋友交往的信件，跟同仁堂來往的各種公文等等，我都作為資料保存下來了。結果“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把這箱子資料全燒了。這一下子讓我的長篇小說沒了根。你知道這個讓我有多心疼嗎？真的是痛不欲生，非常絕望，他們燒掉的都是我辛辛苦苦留下來的、那個家庭的真正的歷史。”

　　寫第二稿成了“反革命”

　　郭寶昌第二次動筆寫小說《大宅門》，是他在北京電影學院期間。1959年，郭寶昌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當時，班主任田風老師經常跑到我們宿舍，或者我們到他那里去聊天兒，所有人都讓我說大宅門的故事，我們老師也是。我就給他們講李香秀的故事，田風老師聽了以后就鼓勵我寫成電影劇本，說咱們畢業時，作為畢業作品拍。”

　　時代原因，郭寶昌說他那個版本將白景琦塑造成了惡霸、流氓、剝削者的形象，“他是一個封建老頭子，李香秀受盡欺壓迫害，被迫成為白景琦的妻子，她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婦女，這個電影劇本寫了一萬多字，田風教授看了后說寫得好。我當時對白景琦這個人物咬牙切齒，所以，那會兒在感情上，我和我們老爺子是有大大的距離的。”

　　那時，同學們都知道郭寶昌寫了個《大宅門》的電影劇本，而且知道要作為畢業作品拍攝，可是還沒等到拍攝，郭寶昌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為其列舉的罪狀中，寫《大宅門》也成為一條，說他是為反動資本家樹碑立傳。

　　自己親手燒掉了第三稿

　　1965年1月，郭寶昌被送到北京昌平縣南口農場勞動改造，“勞改的時候不能寫，那會兒連命都顧不了。”直到1969年，郭寶昌才等來重新創作小說的機會，“1969年，我到干校繼續接受監督改造，在監督勞動的過程中，我覺得有機可乘，按捺不住地要寫長篇小說《大宅門》。”

　　郭寶昌透露，他那時寫的《大宅門》和現在大家熟知的《大宅門》是兩回事兒，“我那稿把七爺塑造成了一個非常可憐的老頭，把我媽媽塑造成了一個有反抗性的女人。那一稿里有了楊九紅、黃春等一系列的女人形象。”

　　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郭寶昌不可能按照常規方法寫小說，他開始恢復以前的“卡片創作”，“我在紙片上寫我的那些小故事，一段一段的。我在蚊帳里邊搞了一層綠色的塑料布，搭了一塊布蒙到我的頭上。然后用一個大電筒夾在綠布中間，借著這個綠布寫《大宅門》。我不是按順序一章一章寫，而是一段一段的，可能是寫了開頭的一個故事，一會兒又寫最后結尾的故事，具體寫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寫完了以后，用一個毛巾將手稿裹起來掖在炕洞底下。一年多后開始整風，我是現行“反革命”，所以頭一個就得揪我，他們要‘抄家’，其實就是抄你睡的床。我心想一旦在我的床洞里發現《大宅門》手稿，我就完了，那就是嚴重的‘反革命’活動。一天，在大家都出操后，我告了病假，就我一個人的時候，我把那一大摞有十幾萬字還是20萬字的手稿扔進了燒著火的炕洞里。”

　　就這樣，郭寶昌忍痛親手燒掉了他的第三稿。

　　第四稿被原配妻子燒掉了

　　1973年，郭寶昌被分到廣西電影制片廠，“我心中始終懷著一個滾燙的想法，就是要重新弄《大宅門》，1975、1976年，我按捺不住了，開始重新寫，這次是按照長篇小說的順序正經地寫。當時，我周圍有一幫好朋友，他們看了第一章以后就傻了，說太好看了，于是我寫一章他們看一章，后來他們等不及，我還沒寫完，他們一幫人在屋外邊兒坐著聊天，等我這稿。稿子寫出來他們就輪著看，那是我正經的長篇小說。大概寫了有一年多，幾十萬字。”

　　經歷了“文革”，郭寶昌說他的人生觀、世界觀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不應該以階級斗爭的眼光去看待人物，我覺得白景琦是一個了不起的男人。這是我經過幾十年的反思得出來的結果，所以我的小說有了全新的觀點。”

　　這版《大宅門》一直寫到了1979年。1980年，郭寶昌和妻子離婚，“這個婚變真是太悲慘了。我說什么都不要，你把我的原稿給我就行了。結果她告訴我已經把手稿全燒了，幾十萬字付之一炬，這個打擊太大了，我那時對寫小說完全失去信心，灰心了。”

　　拍電視劇《大宅門》要感謝張藝謀

　　1979年7月，郭寶昌被平反，拿到了北京電影學院的畢業證書，此時，距離他考上電影學院已經20年。1980年，郭寶昌導演了他的第一部電影《神女峰的迷霧》，這部電影從形式到內容都進行了積極的探索，被認為是“文革”以后最好的刑偵片之一。之后，郭寶昌熱情地投入到電影中，“因為我失去了16年，我需要搶回時間，我一年拍一個電影，我知道我已經沒有精力和決心去寫小說了。”

　　電視劇《大宅門》里云集了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何群等眾多第五代電影人，成為一大佳話。郭寶昌導演笑說他們來出演的一大原因，就是很多人都聽過他講的大宅門故事，都為之入迷。而他決定拍攝電視劇《大宅門》，還是張藝謀的建議。

　　當時的廣西電影制片廠云集了很多“第五代”電影人，“1982年的時候，張藝謀、何群，一大幫‘第五代’都分到了廣西廠，陳凱歌也借調來了，我年紀大，是他們的大師哥，所以，他們天天上我這兒來玩兒，聊天、談業務、吃飯，什么都說，我說的大宅門故事比較多。他們就總讓我再說一段兒，我那個時候信手拈來，隨口就可以說一段。因為我有一次次寫作的經歷，而且我的記憶力驚人，我所有的朋友都震驚，說‘郭寶昌，你的記憶力太好了’。張藝謀聽了故事后激動得不得了，我說那拍一部電影吧，他說可惜了，電影體量太小，你這么多素材，要先拍電視劇。1987年我還不知道什么叫電視劇，家里買了一個電視，是給孩子看的。”

　　研究電視劇藝術特性 8個月寫出電視劇《大宅門》劇本

　　張藝謀的建議，讓對電視劇一無所知的郭寶昌開始研究電視劇。郭寶昌后來從廣西借調到深圳電視臺電視劇制作中心，“我開始看電視劇，拍電視劇，研究電視劇，對電視劇的結構、臺詞、人物、場次、藝術特性都進行了深深的研究。”

　　1995年，郭寶昌為了寫電視劇《大宅門》劇本決定辭職，“我們經理很驚訝，不愿意放我走，因為我的作品給他們賺錢，但是我必須走，我放棄了一切，工資、房子、職稱都不要了。當時，經理說你在這兒也可以做《大宅門》，我說我做不了，我得給你們拍片子，嚴重影響我寫作。我之前用兩年的時間拍了三部戲，賺了20萬，這就是我坐在家里寫劇本的資本，我可以踏踏實實地寫了。”

　　1995年春節過后，郭寶昌開始創作，八個月后，完成了《大宅門》的劇本創作，“如果沒有之前寫四次長篇小說的基礎，這是不可能完成的。” 另一個重要原因，郭寶昌認為是他那幾年對電視劇創作藝術的研究，“寫這幾版長篇小說讓我的劇本敘述可以非常流暢地完成。研究電視劇的創作規律讓我對電視劇劇本寫作有的放矢。”

　　82歲創作小說每天工作六七個小時 帶病依然堅持

　　早在2001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電視文學劇本《大宅門》。2022年，出版社找到郭寶昌想再度出版。郭寶昌既不滿意過去出的劇本書，又不想再躺在電視劇劇本上吃老本兒，82歲的他重燃將《大宅門》小說寫出來的熱情。不過，郭寶昌向記者強調，這次創作與之前的電視文學劇本并無直接關系，他花了整整一年時間重新一字一句寫出的小說與他幾十年來幾版被毀的書稿才是“一脈相承”。

　　由于使用電腦不熟練，他仍是將稿子手寫在紙上，再找人將其錄入在電腦上。于是，在去年的夏天，錄入員小張每天中午一點會來到郭寶昌家，老人通常在書桌旁的沙發上休息等待，有時則已經坐在書桌前開始閱覽書稿。小張來后，郭寶昌為她親手沏好一杯香濃的茉莉花茶，郭寶昌夫人格格則熱情地備好零食水果，下午還有熬好的甜品。就這樣，一個念，一個錄入，每天連續工作六七個小時，年過八十的郭寶昌聲音洪亮，多年愛好戲曲的他，念起書稿抑揚頓挫、繪聲繪色，仿若在播廣播劇，令小張聽得入迷。

　　每天，兩人會錄入四五章的文字體量，格格將其打印出來，郭寶昌晚上還會再重新審閱。對于這部小說，郭寶昌可謂嘔心瀝血，字斟句酌，是一位要求很高的“完美主義者”。他工作起來的玩命精神更是讓小張嘆服，她笑說自己每天工作完都覺得頸椎酸痛、身體疲累，可是郭寶昌卻精神抖擻，他還自豪地說，年輕時的自己更是如此，在剪輯室可以三天不睡覺，是劇組里最能熬、精神頭最大的那位，“只要工作起來，就完全忘了自己哪里不舒服了。”

　　有一天，在工作結束后，他才告訴小張，這個下午，自己感覺不太舒服，后來想起忘記打胰島素了。后來，他又開始咳嗽，但也沒有休息，吃著藥依然每天一念文稿就是六七個小時。

　　創作《大宅門》小說是冒險的寫作 從小追求“不一樣”

　　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李陀為即將出版的小說《大宅門》作序，他認為《大宅門》是一種充滿實驗性的、新的寫作實踐，小說中出現了另一個路數的寫作。《大宅門》敘事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對話，是小說中的連綿不斷的獨立和半獨立的對話，形成人物外在行為和內心活動的動力，使得人物個個都“活”了起來。這樣的創作，是中國古典小說在現代找到的新形式。

　　對于李陀的這篇序言，郭寶昌大有遇到知音的驚喜之感。郭寶昌覺得，李陀的序言非常準確地揭示了自己的創作經驗。在不知道長篇小說的歷史與電視劇關系的情況下，李陀在揣摩：是小說改的電視劇，還是電視劇改的小說？是先有電視劇，還是先有的小說？還是二者同時進行，產生了一個特殊的另類的小說？

　　這種另類，就是他的反叛，“這種反叛精神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我的創作，我一輩子追求的就是仨字兒——不一樣！”

　　這種“另類”從哪里來的？是源自郭寶昌一直以來對戲劇各種藝術形式的探索。在創作小說中，將他的幾十年的影像拍攝經驗融入到了小說創作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小說文體。

　　電視劇《大宅門》中，可以看出郭寶昌對戲曲的了解。“我12歲可以獨立花錢了，幾乎一個星期看6場戲和電影，我看過的京劇有上千本。我上電影學院時，在班上成績最好，因為我在入學以前就看過上千部電影了，而且我從小受到戲曲訓練。我腦子靈光，從頭到尾各種角色加一塊兒，我可以唱八十多出戲，這個對我影響太大了。”

　　除了戲曲，郭寶昌還看了大量的戲劇，“人藝的戲，青藝的戲，實驗話劇院的戲，《雷雨》我看過十遍，《茶館》我可以從頭背到尾。而且，我記性非常好，比如16歲寫的小說的開頭，到現在都能一字不差地寫出來。所有這些都深深影響了我的創作，使我向戲劇靠攏，向戲曲靠攏，我才有了今天這種以臺詞為主，以臺詞作為敘述方式的一種小說形式。”

　　郭寶昌說，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形象思維非常活躍，“我在描寫一段情節、一段對話、一段人物的沖突時，腦子里全是形象。我想這是一般的小說作者做不到的，所以，我作品的風格才跟別人不一樣。”

　　怎么去總結自己的藝術風格？郭寶昌有點難過：“我恐怕是來不及了。”

　　回憶自己16歲開始寫小說的動機，郭寶昌說那時只是對小說的期望，“那會兒野心極大，但是沒有名利。《大宅門》的創作和我其他作品不同，這個沒有一絲一毫的名利因素，我想一個人能夠愿意用生命創造出的作品，一定是沒有名利的。”

　　這一年，身患重病，郭寶昌仍然一絲不茍地工作。年輕人問他累不累，他反問道：“為什么要怕我累？”郭寶昌說：“創作是多么嚴肅的事！還能怕累！你只要有一口氣，就要頂上去！”

　　文/本報記者 張嘉

　　本版供圖/格格（除署名外）